邓小平如何写稿改稿

邓小平一生非常重视稿件的整理、写作和修改等工作，几乎各个时期都在和稿件密切地“打交道”。对于和稿件有关的工作，邓小平有着独到的见解，并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一生都在和稿件“打交道”

青少年时期的邓小平曾经留学法国。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他担任过周恩来的助手，做过《赤光》杂志的编辑。在办报过程中，他态度严谨、认真，刻字清晰、有力，印刷清楚、漂亮，装订简雅，因此有了“油印博士”的雅称，同时也积累了不少撰稿、改稿的经验。

1928年到1929年，他在中共中央机关担任秘书长一职，起草了不少重要文件的原稿。在长征前和长征中，邓小平还指导主办了《红星报》，其中的许多文章是他亲自撰写或校改的。

全国性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有许多党内的报告、文章以及军事的作战计划、电报等稿件，都是由邓小平执笔的。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主政西南地区。其间，他更是特别强调“笔杆子”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作为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更是亲撰或主持组织、审阅以及审改了一系列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手稿，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

1950年5月16日，邓小平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着重强调了“笔杆子”的重要作用。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指出，拿“笔杆子”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要求领导干部自己要学会拿“笔杆子”。

邓小平还说：“用笔是领导的主要方法，这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同时，他也特别强调“要同各地区领导同志谈通，说明拿‘笔杆子’的重要性，不懂得用‘笔杆子’，这个领导本身就是很有缺陷的”。最后，对于“笔杆子太重”，不会写的问题，邓小平说：“写文章也不是很困难，主要是要意思好。领导同志具备这个条件：了解情况比较多，看问题比较全面、正确。技术方面的问题是次要的，自己努力，别人帮助，慢慢就会提高。”邓小平还嘱咐道：“凡不会写的要学会写，能写而不精的要慢慢地精。”

写稿风格和习惯：“深思熟虑，一挥而就”

邓小平“深思熟虑，一挥而就”的写稿风格和习惯，与他长期的军事生涯是密不可分的。对于这一点，许多曾经和邓小平一起战斗过或者共事过的战友、同事都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

梁必业将军回忆：“小平同志写东西快，大家形容他写东西是‘倚马可待’。有一次朱瑞主任催邓小平写一个连队讲话材料，他说：‘这个好办。’马上找来一张纸，用一支铅笔，没有桌子，就在膝盖上写，很快就写好了。”这也是邓小平写稿的一大特点。

1946年2月下旬的一天，刘伯承、邓小平突然接到党中央、毛主席的电报。电报中说，近日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人小组要到新乡视察停战的执行情况，要双方司令官刘伯承、刘峙前往汇报商谈，并带一份备忘录送给三人小组。参谋长李达将此事布置给梁军写。晚饭后，刘伯承、邓小平来到作战室。刘伯承看见梁军正在写，便问：“怎么样？明天上午能拿出来吗？”梁军回答：“比较紧张。”邓小平略加思考后说：“多拿点纸来。”他点燃一支香烟，挥毫行文，3个多小时就写完了。

然后，他又用了10多分钟的时间，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把个别地方字句斟酌修改了一下，就把文稿递给刘司令员。刘伯承看了后点了点头说：“好，好！写得好！这一下我就放心了。”

据曾任第129师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的张廷发回忆：重要文电，小平同志亲自草拟，不要旁人代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的《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与政策运用》和《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三篇文章，是邓小平在太行山温村会议上的报告和总结，全是小平同志亲自草拟的，没有要别人帮着写一个字。那时没有秘书机构，也没有专管资料的人员，就叫我们作战科的几个人帮着抄写，帮着油印，帮助找资料。有关军事及对敌斗争的部分素材，就是由作战科提供的。

于光远曾回忆邓小平组织起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稿的过程。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开了20多天，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闭幕会上，华国锋是要讲话的。除他讲话之外，大家都认为邓小平和叶剑英一定会讲话，不可能不讲。

12月初，胡耀邦找于光远谈为邓小平起草在闭幕会上讲话稿的事情。12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和于光远到他家里谈起草在闭幕会上讲话稿的问题。邓小平自己写了一个讲话稿的最初提纲，一共有7个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在提纲的最前边，邓小平还加了“对会议的评价”这个问题。所以，加起来是8个问题。

改稿：态度严谨，讲究实事求是

邓小平对改稿的态度是很认真、很严谨的，并把他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融入了进去。

1956年2月，中共中央派出一个代表团，应邀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代表团团长是朱德，代表团成员有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等人。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进一步研究了在大会上发言时如何谈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问题，朱德将讲话稿的初稿交给邓小平斟酌和修改。邓小平看后提出两点修改意见：第一，不要先讲苏联对我们的支持和援助，支持和援助是相互的，因此还是讲中苏条约签订后6年来两国的互相密切合作和互相支持。第二，讲苏联对我们的援助要注意分寸。他把原稿中所写的苏联对中国人民恢复和发展自己国家经济的努力给予了“巨大的、全面的、系统的和无私的援助”中“巨大的”三个字删去。经这样修改后，这个问题的提法就更加准确和切合实际了。

邓小平还主持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邓小平多次谈过对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的意见，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就有9次。从上述谈话，即可看出邓小平对起草该文件的严谨态度和重要贡献。

毛泽东曾对邓小平写的稿子赞赏有加

邓小平写的稿件，很受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对邓小平简短且总能抓住要害的文风很感兴趣。

杜润生在《小平同志的气度和风格》一文中写道：“转出大别山以后，总结这次行动的经验教训，其中除作战问题外，另一关键是要解决新区土改中的政策问题。”在中原局会议后，邓小平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第一，用减租减息代替平分土地。第二，取消分浮财。因为当时多数群众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虽然用行政命令包办代替的办法实行了分配，其结果是多数群众不敢接受，即便接受了，共产党的部队一走，又要还给地主了。邓小平说：“这是冒险主义，把地主推到敌人一方。”再就是，邓小平提出，我们既然不能建立新政权，就该利用旧政权，维持秩序，乡政府可以利用，避免混乱。这不但对当地居民有利，对我军筹措军用粮草也有利。

看了邓小平的报告后，毛泽东批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人们不是执行正确的政策，就是执行错误的政策。他要求各地党委书记，一年做几次综合报告讲政策问题。毛泽东称赞道：“看了小平同志的报告就好像夏天吃了冰激凌一样，很痛快。”

（摘编自《党史博览》2025年第12期 袁紫龙/文）